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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拥有十分细致的栏目分类

发布:admin06-22分类: 科技新闻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推动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报纸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巨大变革。副刊成为五四时期报纸的一种风潮,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的内容、版面、风格、作用和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仍对当今报业副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报纸的最初期,是没有副刊的。多年以后,有的报纸在版面上辟出一小块,专门用来刊载一些消遣娱乐的作品,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有的报纸以《杂俎》或是《余兴》来命名这样的消遣娱乐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的标准并不固定,稿荒时用来凑版面,稿挤的时候就选择不刊登。当时的人戏称这样的内容为“报屁股”。

  直到19世纪末,1897年11月24日,即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早期的著名报纸《字林沪报》新开辟一版,称该版的目的在于“遣闷排愁之助也”,被称为《消闲报》。这版主要刊登的文体包括诗词、笔记、传记、笑话等,这便是报纸副刊的开始。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化方向,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作为一场以重建中国文化和重塑国民性格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变革,对中国报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大量的报纸副刊参与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呼应时代的重要表现,也是五四时期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选择。《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后,中国报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之态,多家报刊在此时都增开了副刊。从五四时期报纸的格局来看,副刊承载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传播新文化,同时也是传播新文化的最好选择。副刊作为报纸主刊的衍生物,和报纸的主刊存在功能互补的作用。[1]同时,五四时期的中国报纸进入了新闻时代,以新闻为本的新闻思想在报刊界占据主流地位。[2]另外,报纸以副刊传播新文化,也是保障自身生存的需要。

  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出现了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力极大的四大副刊:北京《晨报》的副刊《晨报副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北京《京报》的副刊《京报副刊》。

  北京《晨报》为《晨钟报》的前身,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由进步党人刘鉴担任经理,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政客的机关报。《晨报》在创立之时便设有第七版,具有副刊性质,专门用来刊载学术演讲、小说、小品、诗歌以及其他具有文学性和思想进步特质的内容。1919年2月7日起,李大钊携其初步思想加入《晨报》参与编辑,在刊物中增设了“自由论坛”“译丛”“剧谈”等板块。1921年10月12日,《晨报》在鲁迅的支持和指导下,对第七版进行改革,使其单出版4开单张,作为晨报附刊。鲁迅将其命名为《晨报附镌》,后有《晨报副镌》。该刊于1928年5月停刊。

  《新青年》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从北京传播到了全国,上海的各派报纸受其影响,此后副刊随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中在上海开先河的是《时事新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原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因机构原因,其政治立场较为保守,《时事新报》的副刊有很多,如《学灯》《社会主义研究》《文学旬刊》等。《学灯》是一种综合性副刊,于1918年3月4日创刊至1947年2月24日停刊期间经历过多次改革。它的出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副刊改革的先驱。

  《觉悟》由邵力子于1919年6月16日创办,在“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中,《觉悟》堪称最杰出的副刊。在创办之初,它就表现出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在各个战线,如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觉悟》在该组织的影响下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1925年改由恽代英主编,聚集了人的许多文章,都表现了很强的战斗性。1925年12月《民国日报》遭到的完全控制,逐渐失去了它的进步作用。

  虽然《京报副刊》创刊时间比较晚,持续时间也较短,不足两年,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京报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由孙伏园主编。1926年4月,因著名报人邵飘萍遇害,《京报》被封,《京报副刊》因而停止发售,共出版477期。

  五四时期的副刊,拥有庞大的作者团体。据相关统计,《晨报副镌》拥有作者97人,《觉悟》拥有作者73人,《学灯》也拥有60名作者。[3]鲁迅、李大钊、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瞿秋白、林语堂等人都活跃在四大副刊中。这些作者备受新文学的浸染,给副刊的内容带来了巨大的革新。

  五四运动期间的四大副刊,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都以刊载有关学术和社会问题的内容、对于社会思潮的评论、研究论坛的内容、名著、新文艺作品的译述、学术界消息和通讯文章等为主。每一种副刊对内容的分栏存在一些差异,但大体保持一致。

  以中华民国十年十月三十一日版的《晨报副镌》为例,分为“讲演录(《地球和生物化的进化——第十讲:人类自然史》)”“地质浅说(《煤层怎样生成》)”“小说(《家居》)”“诗(《与劳君展、魏璞完、吴佩如三女士游拉风登》)”“卫生浅说(《病原论——第二类:内脏虫类》)”和“论坛(《听了陆军军医全校长演说之后》)”六个板块,分居在刊物的前三版。除去上文提到的六种板块外,《晨报副镌》还设有“电影”“游记”“通讯”“科学谈”“星期讲坛”“剧谈”“评述”等板块。

  1919年7月至1922年2月的《学灯》正式设置评坛、讲坛、研究、讨论、译述、科学丛谈、文艺、教育状况、随笔和青年俱乐部十大板块。

  从1920年2月到1923年3月,《觉悟》常设栏目:第一版包括评论、演讲、谈论、讨论,第二版包括科学、译述、选录、问题研究、社会调查,第三版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研究、专载,第四版包括通信、随感录。

  《京报副刊》作为一份综合性刊物,在哲学、历史、经济、伦理、宗教、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所兼顾。

  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晦涩难懂的报刊内容,这个时期的副刊文字内容比较轻快,很易理解。《晨报副镌》在孙伏园担任主编期间,主刊逐渐失去进步作用,孙伏园继续致力于发展新文学,认为“副刊是学术性的但又比较趣味化”[4]。孙伏园将这种思想也运用在《京报副刊》上,他很重视副刊的综合性功能,主张小说、短诗、短剧、游记、文艺散文,乃至各种小品的零碎“断片”,都应该出现在报纸副刊上,使之丰富多彩。虽然从刊载内容的比例来讲,《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与《学灯》和《觉悟》存在区别,前者更多地刊登文学内容,后者更注重社会问题和学术探讨。

  副刊在内容上不仅起到了与主刊内容互补的作用,同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版面上,五四时期的这几份副刊拥有相近的分栏方式。《晨报副镌》和《觉悟》皆为自上而下的四横分栏,《学灯》为由上而下的五栏,《京报副刊》则较为复杂,大体也是自上而下的三栏版,都与其主刊形成鲜明对比。《晨报》《时事新报》《京报》和《民国日报》多以自上而下排版为主,在版面的视觉效果上给人以正式严肃的感觉,在分栏的形式上也并不固定,会使用右上或中间为视觉中心的方法刊登重要的新闻内容。相比之下,副刊的排版方式简单明了,减轻了视觉上的压迫感,使读者在阅读时的感受更加轻快。就版面语言而言,这几份副刊在布局上《晨报副镌》每刊均有四版,前三版刊登文学和科学等作品,第四版为广告等其他内容。在连载外国作家小说或有关外国名人的内容时会插入画像等元素。《学灯》拥有十分细致的栏目分类,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建筑了新文化建设的公共讨论平台。自1920年后,《觉悟》使用8开、4张单页,买报即送,后响应受众需求,将每个月的内容总结成一本,单独发行。此外,部分副刊还开设征文和与读者交流的栏目,增强读者与编辑的互动,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和读者的思想进程,为副刊的进步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副刊在页数上远远少于主刊的数量,便于印刷发售,是五四时期用于传播新文化、推动思想进步的最佳渠道,这是中国报业史必然的选择和变革。

  综观五四时期的副刊,《京报副刊》和《晨报副镌》相较于其他两个副刊来说更注重对文艺作品的刊载,表现出更强烈的艺术性。《京报副刊》虽作为一份综合性刊物,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刊载,它的诗歌、散文、剧本等作品为众多读者津津乐道。在文艺创作上,其强调文艺和生活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脱离文艺的生活,也没有脱离生活的文艺。因此,《京报副刊》的作品大部分都比较严肃,讽刺意味浓厚,在各个方面反映与揭示社会矛盾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其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生活,对五四时期一些青年群体的苦闷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但是缺少人物性格的描写,一般只是直抒胸臆。在五四时期,《晨报副镌》分别经历了两位编辑之手,李大钊和孙伏园。在李大钊时期,《晨报副镌》以刊载新文艺作品为主,在鲁迅、冰心、徐玉诺、郁达夫、瞿秋白、林语堂等大家的支持下,刊载了一批文艺性强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冰心的两组小诗《繁星》与《春水》;孙伏园时期继续致力于发展新文学,十分注重刊物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所以大量刊登了科学类、文艺类作品,既具有文艺性又不失实用性。

  在五四时期,四大副刊或多或少都具有新文化运动所感染的新思想,而《学灯》和《觉悟》在思想性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五四时期,郭虞裳、宗白华、李石岑、郑振铎先后担任《学灯》的主编,并于1919年登出其宗旨,表示刊物将刊载有关学术和社会问题的内容以及对社会思潮的评论,将《学灯》定位为革新思想、促进文化的刊物,认为教育要顺应世界潮流,发展以人格为主的教育,反对抄袭和固执不化的教育制度,提倡创造活泼朴实的学风。可见其非常具有对社会大环境的思考和批判意识,走在了思想教育的前沿。《觉悟》在邵力子创办之初,就表现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比如《觉悟》大量介绍革命理论,对推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时期,《觉悟》堪称最杰出的副刊,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站在思想战线的最前沿,关心现实思想政治斗争,在四大副刊中是最具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一个,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意识。

  在五四运动这个特殊的时期,四大副刊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的光芒,闪现着冲破旧社会旧制度的理性之光。比如,上海《时事新报》提出用科学解剖原有文化,提倡中西结合,中国哲学结合西方科学,融合成为自己独有的新文化,同时顺应世界潮流,积极融入国际世界,表现出时代性。但是,最具有时代性的副刊非《觉悟》莫属。首先,它在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等各个战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在五四期间,其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新文化,表现了比正刊更为激进的观点。最具影响的是公开答复青年的来信,充满了青年真实的心声,比如对婚姻不自由的控诉、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等。中共上海组成立后,《觉悟》慢慢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园地,这也使其在四大副刊中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副刊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这是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副刊是报纸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副刊办得好,才能拥有读者群,才能带来销量和经济效益,从而维持报社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作为当时的热点话题,被副刊加以反映和评论,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批判旧社会、旧思想,这是时代的选择。时代和副刊的化学作用共同推动着五四运动向前发展,四大副刊所发挥的承担社会责任、引导舆论、启蒙思想的作用也尤其明显。

  《晨报副镌》的诞生和发展,对促进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推动新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就对其他副刊的影响来说,《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受到《晨报副镌》的影响,对副刊的内容和版面进行改进,取得显著效果,并激励了其他报纸副刊的改革,从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此外,《晨报副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于1919年专门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为广大读者群体介绍马克思主义论著及社会主义文章,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与资本》等,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而《学灯》的出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副刊改革的先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它始终坚持文化本位的思想革新,对于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学灯》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思想进行启蒙式教育,并且循序渐进,在某种程度上为五四运动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思想方面的新鲜血液。

  总之,在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不约而同地刊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鞭挞黑暗社会的腐朽落后,倡导社会主义运动青年提高自身修养,改变看世界的方式,并向他们介绍世界先进知识分子的著作及新文学作品,以上的一系列做法,对改变当时报刊上充斥着风花雪月消遣式作品的现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时期的副刊对当今报纸副刊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方式方法以及办报思路,为当今副刊的创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这个时期的副刊之中,最具有受众意识的莫过于《觉悟》,其之所以跻身“四大副刊”之列,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对受众的重视,关心受众所关心的问题,并积极为受众服务。再一个就是《觉悟》对自己的读者群体有鲜明的定位,它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专门针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群体和有革命需要的工人阶级,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放弃了阳春白雪的文人雅士之流,在主要读者群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读者黏性很强。

  著名编辑邵力子格外重视与读者的直接沟通,面对读者的来信,邵力子大部分都亲力亲为,细心答复读者来信,以至于读者在来信中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力子,力子啊”,仿佛在对某个亲密友人诉说着内心的苦楚和对整个旧社会的不满。这在现在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现在的编辑都不重视与读者交流,常见的是形式上的官方回复,有的甚至干脆不搭理读者,这怎么能够对副刊的发展做出贡献呢?

  《觉悟》的副刊不同于副刊的一般功能,主要是刊登一些文人雅士的小格局文章,时刻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并积极主动地介入其中,企图为发声,维护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一大批寻求革新的底层阶级的踊跃响应,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当今副刊也应该多关心时政,关心现实问题,这样才能产生让人民看重的公信力。

  《京报副刊》《晨报副镌》和《觉悟》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们更偏重于刊载文学作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了。相反,《京报副刊》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旁敲侧击地攻击着旧社会的种种问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加以润色,能够更直击人内心深处,特别是鲁迅《莽原》中的许多文学作品,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晨报副镌》在孙伏园担任主编期间主要刊载新文学作品,这些新闻学作品在不失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同时,更是以社会批评为特色,扎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提出,并尝试提出解决之策。文学作品和现实新闻报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保质期是很久的,就像酒一样,历久弥香,值得细细品味。此外,文艺作品还必须雅俗共赏,具有趣味性,这样才能吸引受众。这对于今天的一些只刊登无病呻吟的副刊来说是一剂良药,文艺不能仅仅是文艺,不能借着售卖情绪焦虑而拉拢受众,传播积极正能量的思想才是正道。

  《京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具有鲜明的编辑思想,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其具有鲜明的刊文特色和稳定的读者群体,并且在副刊市场上脱颖而出,一跃跻身“四大副刊”之列。相较于今天某些副刊编辑像无头苍蝇似的没有目标地刊发副刊文章,并且频繁地更换编辑思想以获取更大的受众市场,孙伏园在创刊之初就确认了一套编辑思想,并坚定地贯穿其中,以不变应万变,树立副刊品牌和权威,从而获得巨大反响,值得当今编辑学习。

  《京报》的副刊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不仅仅在于内容上的通俗易懂和富有趣味性,还在于它旗下有很多副刊,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京报》以最大的综合性副刊《京报副刊》为中心,它的周边围绕着诸如《显微镜》等许多小型副刊。此外,在中心的外围,《京报》还陆续出版了其他文学性刊物,比如《莽原》《儿童周刊》《文学周刊》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由鲁迅编辑的《莽原》对旧文化和旧社会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文学性刊物中具有重要地位。此外,五四时期《学灯》的综合性也得到了强化,通过全面细致的栏目设置,知识阶层的人可以进行交流,构建了新文化建设的公共论坛。因此,当今副刊也不要仅仅局限于一种,多刊发几种小型副刊,多设置一些细致的栏目,这样不仅能吸引新的读者群体,还能留住旧的读者。

  [1]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2]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J].新闻记者,1998(10):54-55.

  [3]谢庆立.搅活一池春水:论五四时期副刊文化主体与副刊文本建构[J].青年记者,2008(4):76-77.

  [4]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N].北京日报,1956-10-17.

  (何艳为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副教授;于佩琳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彭曦阳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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